公益慈善需要“良性運轉”

劉亭很贊賞母親當初設定的“小額無息貸款”模式，在1995年提出以“勞動脫貧”代替“簡單捐助”，在當時絕對是個相當新潮的概念。劉亭做了個生動的比較：十多年前，孟加拉的尤努斯為貧困人口提供年化利率20％的小額貸款，幫助那些因為貧窮而無法獲得傳統銀行貸款的農村婦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也因此獲得了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我們的幸福工程則是無息貸款，比他早10年。幸福工程的放款方式不但經由國家衛計委的渠道實現了“精準扶貧”到貧困母親個人，兩年之后，再由受援對象將本金返還北京總部，這筆款項不收取任何利息。從而實現資金的良性滾動，能夠繼續幫助更多的貧困母親。

“良性運轉”是劉亭經常強調的一個詞匯，而幸福工程的表現也一直不錯：脫貧率85%以上，還款率90%以上。現在，劉亭想讓幸福工程得到更高效的傳承，用有活力的模式支撐公益事業的可持續發展。她透露，接下來會通過一系列公益活動策劃，降低公益門檻、打造全民公益的項目的廣泛及參與度。“這個事情好不好，要讓大家都知道”。

劉亭認為，不是說一定要冠以某個人的名義，要延續和傳承這項事業，最重要的是自身能夠滾動運作”。就像習主席說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在這種理念指導下，二十多年來，劉家有三代人均投身幸福工程，從未斷檔。從王光美到劉亭，再到兒子王北亮。王北亮還是最早為幸福工程捐款的小學生之一。

有一年，幸福工程在眾多捐款中分別收到了北京實驗二小署名王北亮、陳捕兩個小學生的捐款，感到很有意義，就去調查，想寫篇報道。不想剛一查，王光美的秘書打來電話：“別查了，王北亮是王老的外孫，另一個是我兒子。王老囑咐，孩子的事一定不要報道。”第二天，放心不下的王光美自己打來電話，再次說明她的意見：“為貧窮的人捐款，對孩子很有好處，要讓孩子感覺這是應該、自然的事。這兩個孩子這些年年年都為希望工程捐款，我們從來不表揚，只是肯定他們這樣做是對的。如果你們一宣傳，孩子再捐款心境就不那么純凈了。真為孩子好，就別報道。”原來從北亮上小學以來，每年王光美就帶外孫到郵局把過年收到的紅包錢全部寄出，給西柏坡小學等學校的小學生買書本、文具。

截至去年年底，幸福工程已經在全國29個省（區、市）的700多個縣落地生根，累計投入資金15.02億元，救助貧困母親32.02萬人，惠及人口138.3萬。自1997年起，中直、中央國家機關800多個上至黨和國家領導人、部長，下至普通干部職工，每年都在母親節期間為幸福工程捐款。

歲月疤痕錘煉生命韌性

在政治洪流的裹挾下，劉家孩子的命運跌宕起伏，令人唏噓。劉少奇與王光美生育了4個孩子，姐姐劉平平英年早逝，哥哥劉源目前任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妹妹劉瀟瀟1981年赴德國留學，獲得生物學工程碩士學位，目前定居上海。

歷史的風煙雖然散去，但不可避免在當事人心中留下痕跡。“我們從小就被驅趕到社會上，很早就有了自我保護意識，這是在文革中鍛煉出來的，遇到大事時比較鎮靜。”劉亭說，“但是我有時看一些講人與人之間情感的電視劇，其實是很平淡的片子，我卻看得淚如雨下。我覺得人是很脆弱的，在情感某個方面有個疤，這個疤不能揭”。

對在她情感上留下“疤”的那段歲月，劉亭現在已經很少對人提及。十幾歲的小女孩，不但轉瞬間家人離散，失去父母的庇護，還每天在大喇叭里聽到對自己家人的批判，“反革命”、“走資派”，到處都張貼著關于父母的大字報、漫畫。“那時候全城都是戒嚴狀態，一有情況我們就要回到學校被批斗”。為了躲避警察的搜查，劉亭爬過城門，也翻過房頂。“房檐是凸出來的，要翻上去不但要體力，還要技巧。平時我也翻不上去，但警察一來，我抓住門框，腳蹬在窗戶上，‘噌’一下就翻到房頂上了”。如果我們在任何人家被警察發現，就會給那家人造成很大的災難，畢竟窩藏是很大的罪名，“因為我們‘太黑了’”，劉亭說。然后就在房頂上躲著，有時甚至要待個把小時，一直等到查戶口的警察走了，才敢下來。

但當著別人的面，她不會流一滴眼淚。“這完全都是自己訓練出來的”，劉亭說。餓的時候，她就拿個飯盒坐在食堂的門口，有時誰看到就給她一塊錢。“我不要飯，也不說自己沒錢，但大家大概都知道我可能是沒錢吃飯”。直到有一天，一個穿軍服的軍官問她“你是不是沒有錢？”劉亭點點頭，之后一個月，她拿到了每月15元的生活費，是中央辦公廳給的。文革結束多年后，有一次王光美的秘書碰到一位中辦退休干部，說劉亭1967年到1968年給毛主席寫的十幾封信，中辦都留檔了。秘書回家和王光美說，王光美驚訝道：“她當時十四五歲怎么敢！”“我回國后，母親問我，我說還真有這么回事，我當時走投無路，又不知你們的情況，也不敢寫信。我想能管爸爸的只有毛主席，就去中南海西門給毛伯伯寫信了。”

哥哥劉源從監獄出來后，就到山西雁北上山下鄉。當時只有6歲的妹妹劉瀟瀟被保姆趙淑君撫養。哥哥走了以后，無論是去云南、內蒙古的，劉亭全部都報了名。后來有同學損她，你怎么那么進步啊。劉亭說，你不知道，我不是進步，我只是想在那個情況下，做個農民是比較樸實的。雖然生活艱苦，但她可能還活得下來。最后因為妹妹年紀實在太小，劉亭被分配到了郊區的工廠，后調至北京儀器儀表廠，做了一名普通工人。“工人們對我們是很好的，那時候偷偷給予我的溫暖和幫助都是沒有條件的”，劉亭說。

“我的人生觀是正面的”

劉家兄弟姐妹里，劉亭是唯一一個經商的。“當時我考哈佛商學院，很多人反對。那時候可能覺得女孩子學外交是一個很elegant（優雅）的事，他們沒想到我會去學商”。出國時她隨身只攜帶了50美元。在哈佛讀書時，雖然拿到獎學金，但沒有生活費。她打了三份工，平時或住在一個教授家里，給他家看孩子、做飯；或擔任宿舍長來換取住宿免費，同時還在學校圖書館工作，還在中美友協教書，在餐館也干過。

從哈佛畢業后，她留在美國找工作。那是1986年，中國經濟騰飛，想進中國市場的公司很多。加上“哈佛商學院”在美國也是一把金鑰匙，劉亭大概接到了29個offer（聘書），不過大部分公司并不知道她的背景。而且，劉亭當時心里憋著一股勁兒，凡是做中國生意的公司她不去，她覺得自己真正的本事要solid（牢固），要實實在在的。

最終劉亭選擇了洛克菲勒公司，雖然薪水比最高的投資銀行少了一半。關于她的入職經過，是一個曲折的故事。不過，當時的她并不知道，“走進了洛克菲勒公司，就等于走進了整個西方關系網的中心”。這是商學院校長麥克阿瑟在1986年MBA畢業典禮上和劉亭說的唯一一句話。

事情要從她入學時說起。1983年劉亭已考入哈佛商學院，但因為商學院當時并沒有給外國人的獎學金，劉亭一直無法入學。后來哈佛法學院一位懂中文的教授，在哈佛校友會上說起此事，認為中國大陸正在改革開放，有必要資助大陸的學生。“我知道有一個大陸的學生，已經考上MBA一年了，但各個基金會都不愿意資助她，因為她沒有信用歷史，也沒有擔保人。”

洛克菲勒查了基金會的記錄后，發現劉亭的確申請過，就約談了她。這是劉亭第一次去位于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好多樓，這邊一個門是一個號，那邊門又是一個號，我圍著那個樓轉了半天，最后遲到了20分鐘”，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劉亭笑著說自己“挺露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