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接一年，時間在不停往前走。2019年的春節正在悄然過去，在距離家鄉幾千公里的云南，我們繼續著顧彩蓮、李照福一家的拍攝。

這次在云南丘北的春節之行，是我們近三年“貧困母親”選題的最后一次集中拍攝。現在，紀錄片項目已經接近尾聲，是時候梳理一下我們這些年拍攝過的關于母親和孩子的故事了。

兩年前的春節，我們也在拍攝，拍攝對象還是這些“貧困母親”，只不過，那次是在貴州。

在貴州省畢節市納雍縣豬場鄉倮保鳩村，也有一位貧困母親，她叫祝學英。早在2006年的時候，祝學英一家就得到了幸福工程的資助。2009年夏天，時年大學三年級的張悅和幾位同學跟隨“幸福工程”的首席攝影師于全興老師來到這個家庭*，拍攝了短紀錄片《為了母親的微笑》。

當時，大兒子楊昆福剛剛結束高考，正在猶豫繼續上學還是出去打工補貼家用。楊昆福的妹妹楊丹當時正在上初中，小姑娘說的一句“想給你揩眼淚，但我的手太臟了”看哭了所有看過片子的人。

（短紀錄片《為了母親的微笑》） 

2016年夏天，我們受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委托拍攝幸福工程的紀錄片，曾經出現在我們鏡頭里的祝學英一家成為了我們首批選定的拍攝對象。

時隔七年重回納雍，我們只見到了祝學英和楊昆福。我們得知，當年那個懂事的小妹妹早已嫁人生子，祝學英在家里一貧如洗的時候，歷盡艱辛將大兒子楊昆福供到了大學畢業，學習計算機專業的昆福也為了照顧母親，畢業后選擇回到家鄉的中學教書。

那一次拍攝，面對我們的到訪，他們非常拘謹，只要鏡頭一對準他們，這母子倆幾乎一言不發，導致我們的拍攝沒有按照提前設想的內容進行。其實細想也不難理解，在極度貧困中學有所成的昆福有他作為“讀書人”的自尊心，不愿面對鏡頭過多回憶成長歷程中的種種“傷疤”；也不愿將“貧困”作為向外界索取的借口，既然已經學成還鄉，也想為自己和母親掙得更多體面。

回到天津后，我們通過短信和昆福反復溝通，說明我們沒有任何冒犯之意。在充分理解了我們的善意之后，昆福同意我們春節去他家里繼續拍攝。

就這樣，2017年1月春節前夕，我們再次回到豬場鄉，與祝學英一家歡度春節。

她就是祝學英。23年前，丈夫因病去世，只給家里留了一頭牛、一塊不足三畝的地和三個嗷嗷待哺的孩子。這位瘦弱的母親硬是靠著養牛、挖土豆和打零工，在這溫飽都成問題的山村里，供養出了一個大學生。

祝學英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在2009年和2016年的兩次拍攝里，我們只見到了大兒子昆福和女兒楊丹。面對我們這群來去匆匆的“外人”，當地沒有任何人和我們提過祝學英還有一個兒子的事情。很長時間里，我們都以為她只有一兒一女。

直到2016年，我們團隊里一個女學生和住在隔壁的昆福侄女閑聊時，才知道這個家庭還有一個男孩兒，他叫楊昆龍，家里排行老二。

雖然楊昆龍和哥哥的年齡相差不多，卻沒有哥哥那么幸運。哥哥楊昆福是村子里難得的大學生，但楊昆龍卻沒上過一天學。后來我們得知，當時是因為丈夫早逝，家里沒有成年男子干活，于是祝學英和兩個兒子商量，一個先去上學，另一個則留在家里干農活，等先上學的小學畢業了，再換另一個去上。于是，年齡大一些的楊昆福成了先上學的人。

生活的艱難不在于已有的苦有多苦，而在于明天的困境總是超乎今天的想象。對十幾年前的祝學英而言，獨自拉扯三個孩子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自己要強行在兩個親生兒子間“厚此薄彼”。

很快，楊昆福就小學畢業了，楊昆龍也老大不小該去上學了。可沒想到的是，由于當年昆福的成績太好，村上小學的校長一次次家訪，勸說祝學英不要讓昆福輟學。

一邊是成績優秀的大兒子和苦苦懇求的校長，一邊是同樣渴望上學的弟弟。手心手背都是肉，祝學英知道，無論她怎么選，兩個孩子都會妥協。但是，無論放棄哪一個，當娘的心都在滴血。

母親祝學英當時經歷了怎樣的內心掙扎，我們不得而知，但最終，這個家庭的現實是：哥哥繼續讀書，弟弟留在家里干農活。因為少一個男孩子讀書，不僅能省下一份開銷，還能多一個勞動力和母親一起支撐這個風雨飄搖的家。

如今，當年的孩子已長大，楊昆福和楊昆龍都已成家生子。雖然日子天天過，但昆龍卻始終因為沒念過書，只能靠做苦力來維持生計。

轉自“親媽學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