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孫立萍，來自吉林省鎮賚縣鎮賚鎮西乃力村。我的家鄉地處吉林省的西北角，東面和北面分別與黑龍江省和內蒙古接壤。是國家級貧困縣。改革開放初期，吉林日報曾發表過一篇通訊，題目是《西北角的困惑》，寫的就是我的家鄉。
   在我6歲的時候，母親患上了肺病，因家庭貧困沒有得到及時治療，不久便扔下了父親和我病逝了，母親病逝后，我便成為父親的精神支柱和未來希望。他節衣縮食，唯一的吸煙嗜好也戒掉了，為的是積攢一點錢叫我讀書，他希望我能走出這塊貧瘠的土地，告別這衣不遮體，食不裹腹的日子。
   濃濃的父愛，深深的感染著我，殘缺的家庭，造就了我倔犟的性格，也使我過早的成熟起來。從小學到初中我一直是班級里最優秀的學生，不但學習好，音、體、美也在全校名列前茅。
   初中畢業后，我沒報考縣里的重點中學，而是選擇我較喜愛的省藝術學校，為的是盡早就業。可是，屋漏偏遭連陰雨，就在我接到錄取通知書的日子里，父親又患上和母親一樣的肺病住進了醫院，醫生說，父親的病是母親傳染的，已經好多年了。但為了他心愛和充滿希望的女兒，他隱瞞了病情，終于支撐到了極限才倒下了。望著病床上骨瘦如柴的父親，燙金的錄取通知書如同紅紅的火焰灼燒著我的心，這金榜題名是我對父親的最好回報，但我不敢把它奉獻給父親，我已經失去了母親，我不能再失去父親。我已經失去了母愛，我不能再失去父愛。我把錄取通知書一針一針地縫在靠近心窩的內衣上，就像一針一針地在扎我的心。從此，我終止了學業，也終止了跳出這塊貧瘠土地的夢。貧困和孤獨使我難以支撐起這個家，在我剛滿20歲的時候便嫁人了。
   新婚并沒有給我帶來多少快樂和幸福，丈夫的家庭也并不富裕，貧瘠而有限的土地加之傳統的耕種方式連溫飽也難以維持。婚后的第二年，我的女兒出生了，多了一張嘴無疑又多了一份負擔。為了女兒能生活的比我好，為了女兒能有一件花衣服和像城里小朋友一樣吃上喜歡的零食，我和丈夫拼命的找門路賺錢，但由于沒有本錢，只能小打小鬧。每到夏天，我一大早就騎著自行車到鎮里冰棍廠上冰棍，往返要走60多里的路，然后到附近的幾個村子里叫賣，趕上天氣熱時，一天能賺五、六元錢，下雨陰天賣不出去還要賠錢，但是每天能賺幾塊錢我就很滿足了。記得女兒6歲那年，我又象往常一樣，早早把飯做好并帶出女兒的午飯就向冰棍廠奔去。這天我剛上完冰棍，天就陰了下來，很快就下起了瓢潑大雨，為了不使這二十塊本錢的冰棍化掉，我還是冒雨向鄰近的村子里走去。雨天的冰棍不好賣，等到天黑了才把這一百多根冰棍賣完。這時天已經完全黑了，雨還是不停地下，這時我才想起一天水米沒打牙。雨天的路，滿是泥濘和積水，自行車成了累贅，推一會扛一會，總算到了自家的村子口。突然，我發現在村口的不遠處有一個黑影在晃動，這時一個閃電劃破夜空，黑影又變成一個白色飄動的物體，我的汗毛立刻豎了起來，腿也不聽使喚，瑟瑟地抖做一團。這時我聽見從黑影處傳來

“媽媽”的哭喊聲，是女兒，是女兒帶著一塊塑料布來接我了。我不顧一切地沖過去，緊緊地把女兒搶在懷里，任淚水和雨水無情地從我的臉上淌下。我們一家就是在這樣的苦日子里無希望的掙扎著。一晃又是十多年。
   我們那里的土地，多數是鹽堿地和沙丘地，第二輪土地承包后，我家分到了15畝土地，面積倒是不少，可土地質量卻很差，傳統的耕作方式年年種玉米，即使是豐收年，每畝只能收入300多元。經過反復思索，我決定從種植結構上入手，改種經濟作物。可是，要想改變種植結構，一是需要技術，二是要搞好市場預測，三是還要有啟動資金。這三條對我來說，即夠不著又摸不到，尤其是資金。但我還是想，想辦法致富，連做夢都想。
   2003年，縣鄉計生協會的同志來到我們村里落實救助貧困母親的幸福工程項目點，我被村里推薦為救助對象參加了座談會，那次他們來了十幾個人，有縣、鄉政府和計生部門的領導、有縣鄉科技協會的專家，有農業方面的行家，他們都是計生協會會員。當時我就覺得，協會組織真大呀，能人真多呀，他們關心我們，這下脫貧致富可有希望了。聽協會的同志們講，幸福工程是王光美老人發起的，目的是讓廣大貧困母親盡快脫貧致富，王光美老人也是一位母親，她更是全國貧困母親的母親，對我從小就失去母愛的人說，又多了一種享受到母愛的感覺。
   縣協會的同志和科技專家通過對我家土地進行研究和分析后，認為，沙丘地種植土豆最適宜，價格雖然比玉米稍低一點，但產量卻是玉米的五六倍。鹽堿含量大的土地適合于種植西紅柿和耐堿的辣椒。并告訴我說，高產量的品種種籽都很貴，我們已經和收購部門協調好了，由他們暫時墊付種籽化肥款，等秋后收購產品時再結算，收購價格按市場價，至于必備的種植設備如大棚、地膜、水泵等生產資料所需資金在幸福工程項目款中解決，有一些大的投資幾家可以聯合搞，比如電機井，一戶一眼還浪費，幾家合打一眼費用就低的多。技術指導就是咱們協會里的專家會員，你看還有什么意見和要求。我還能有什么要求，我樂的差一點從凳子上跳起來，這不是在做夢吧？幸福工程啊幸福工程，我脫貧致富的希望終于要夢想成真了。就這樣，需要兩萬多元啟動資金在協會的統籌協調下僅花了不到5千元。
   在致富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風順。記得第一年，我建了一個500平方米溫室塑料大棚，種一些時令的蔬菜和準備移栽到大地里的辣椒苗和西紅柿苗，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這個大棚上。看到陸續出土的幼苗，就像看到自己的新生女兒，吃飯都不想離去，有時累得不行了，就躺在小苗身邊睡一會，有一天，上午天氣還是很好的，到了下午，天有點陰，我也沒太在意，仍然在大棚里忙碌著。這時，縣鄉幸福工程項目辦的同志趕到我家大棚，急促地對我說：“今天晚上有降溫預報，你采取啥措施了。”我說，我那知道降溫哪，這不現在還放風呢，我指了指大棚的放風窗說，幸福工程項目辦的同志有點急了：“不是告訴你天天要看天氣預報嗎？你咋能忘了呢？”我家哪有電視呀？每天我都是去問鄰居，今天還忘了問呢。原來，協會的同志每天都在收看天氣預報，知道今天大幅度降溫，特意趕到各個項目點，看看預防措施落實了沒有，到我這里已是最后一家了。幸福工程項目辦的同志和我們全家人一起，忙碌了三個多小時，總算把保溫問題解決了。那天晚上，氣溫果然下降到零下5度，要不是幸福工程項目辦的同志，苗得全部凍死，一年的希望將破滅。
   經過協會的精心扶持，那年我獲得我人生的第一個好收成，九畝地土豆就賣了1萬多元，大棚收入近萬元，一年的收入頂過去的五、六年。從此我告別了貧困，收入一年比一年好，去年達到了4萬元。
說起協會的扶持，我有一肚子的話說不完。也是大棚生產的第一年，由于自己不懂得市場銷售，只好把菜批發給小販子，我家距縣城30多里路，也沒有時間去了解市場行情，一次，我批給小販子100多斤黃瓜，當時批零差一般都在兩毛錢左右，小販子說市場黃瓜一元二，我就信了，實際上是2元錢一斤。縣項目辦的同志知道后很為我惋惜，我也一股急火，起了滿嘴大泡。后來項目辦的同志就天天給我們這些項目戶打電話，向我們通報市場各種蔬菜價格，從此，我們再也沒有上過當。
   通過幸福工程的救助，我的生活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再也不因沒有電視看不到天氣預報而尷尬。前年，我自己買了一臺農用運輸車，把自己產的菜直接送到縣城的農貿市場，每次都能賣個好價錢。走親訪友也告別了自行車，騎上摩托車。去年，我扒掉住了幾十年的土坯房，蓋起了三間大磚房。一家老少三代6口人，其樂融融。更可喜的是，我的女兒考入省藝術學校，我少女時代的夢終于在女兒身上實現了。
   我脫貧了，但村里還有一部分貧困母親，我想幸福工程救助了我，我要為幸福工程做點事。
   黑南瓜與黃瓜嫁接是一項新技術，通過這種方式嫁接出來的黃瓜高產、抗病，結出的黃瓜形好，口感好，在市場上價格高。我掌握這項技術以后，積極向村里的姐妹們推薦這項技術。村里有一個叫佟亞芹的大姐已經40多歲了，患有嚴重的哮喘病，為幫助她搞黃瓜生產，2005年和2006年，我共無償為她提供5000棵嫁接好的黃瓜苗。
   村里的王曉鳳家沒有運輸拖拉機，往縣城運菜有困難，我每次運菜時都把她家的瓜菜先一筐筐的裝到我家的車上，然后再裝我自己的，就這樣一直堅持了二年多，連油錢也沒讓她掏過一分。
我從村計生協會會員的角度，幫助12戶貧困母親搞起大棚蔬菜生產，并先后拿出7000元資助金。現在這些姐妹們都跨出了貧困母親的行列。

因為我在幫助計劃生育貧困母親在發展生產做了點工作，2004年，被白城市婦聯評為女強人，受到了表彰獎勵。


                                    吉林省鎮賚縣鎮賚鎮西乃力村
                                                孫 立 萍